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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2-07-25 17:00:46

该作者的文章:

 

军 队 的 女 儿 们
亚 平
 
“201”,是沈阳军区后勤部的一所大医院,驻在古城辽阳。四十年前,我们一群14-20岁来自城市、农村生产队甚至兵团的女兵,在这所医院服役,用自己的双手,在猪场、食堂、病房、洗衣房、电话室……湿一把干一把地为军队官兵服务。
现在还有几位仍在那里工作,已是老兵、业务骨干,有护师、科主任、还有院长。更多的,早已转业到地方或退休居家,有的已抱上孙儿,成了姥姥奶奶!
一群风华仍茂的女子、曾经的女兵。一群曾在一个大通铺上并脚并脸儿地入梦,在一个大锅里舀饭的小“伙伴”,在一支队伍里踏雪拉练的女兵!
“伙伴”,源于木兰辞》: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音chang)。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火伴”即伙伴,在一个灶上当兵吃粮称伙伴。那么无疑,在一口大锅里舀高粱米籽儿做的干饭,当然是伙伴了!如今我们大多数已脱去战袍、理鬓当窗,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回忆首山雪中拉练、千山林野采药、201医院长长走廊通往战士灶的嘹亮歌声、在艰苦环境里分吃一个红苹果;冬夜里思念家乡的小女兵们“卧谈”各自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假日里沈阳的战友们带着北京的伙伴回自己家过节!
四十年前的从军岁月,曾经的军旅生活。片断记忆已支离破碎,可是我发现,留下的碎片中大多是美好的记忆!
慢慢地,我将它们拼接起来,一点一点地留在这里——我们的乐龄网上。                                                              ——题记
 
43年前,196912月,带着一位老军人的便条和一句“我送走的都是好样的,你也要当个好兵”的叮嘱,我和另一个小姑娘张曼,乘火车到了沈阳,几经周折在朝阳新兵连训练后分到了驻在古城辽阳的201医院,开始了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最幸福的军营生活。
那年那月,我19岁。
 
文革时的全家福。我家楼门口还贴着“打倒张迅如”的标语,父亲背后露出半个繁体的“張”字。
 
19岁,现在看来不算大,可对我来说已很大、足够沧桑了,有着比同龄女孩丰富得多的经历:7岁,在北京市做东城区委副书记的父亲被开除了20年的党籍,到北京东北郊的平房乡劳改(现在平房已是朝阳区繁华地带,五十年前是远郊,右派流放地);16岁,文革开始,做地方医院院长的母亲和在中学做副校长的父亲经常被打得浑身青紫抬回家来,颐和园管理部门发现了“可杀不可辱”的父亲在昆明湖边与世辞别。母亲告诉我,如果哪天父母没回来就带着弟弟妹妹回陕北种地,“本来咱们就是农民,这没什么。”恐怖的北京城使我带着妹妹自我流放到中国版图“大鸡冠”上的北大荒插队挣工分。
苦寒的北国冰天雪地,我们曾坐牛车送高三男同学到当地女知青家去做倒插门的女婿。女同学翦晏(翦伯赞的孙女)到云南投奔妹妹去了,我的妹妹“病退”回京了。看着我手、脚、面颊冻起的水泡(那是真正的冻疮,东北人、北京人都很少见的),浑身都是虱子跳蚤叮咬后挠破化脓的烂疮,一个人在满屋挂霜的青年点女生房间里没钱回家,老乡们劝我“找个人家儿嫁了吧,有人养活就不用这样遭罪了”。
远在北京的母亲说:“不行,我花钱让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用人养活。”后来母亲托老战友找到总后老首长,曲曲折折,送我到了东北军区。就是这样,在大拨儿女孩当兵的时代,我幸运地卷进了革命洪炉。
 
革命熔炉火最红
 
从在生产队挣工分到阳光灿烂、管吃管穿的军营,亚平心里的幸福指数窜到了顶端。加上在北大荒走过一天都看不到头的农田长垄、修过水利、挑过粪土、从春种到秋收,做过所有农活。到了军队医院,干炊事员、护理员的活路就不算什么了,当然要拿出所有的心气和力量。
 
一年后,五好喜报寄回家。
 
做了一年炊事员,一年护理员。医院组办护士培训班,学习了些护士工作的基本常识和技能,做了护士,直到1978年转业。
当炊事员、护理员都要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
有的战友这样描述炊事员的早晨:梦里正香甜,一阵哨声把我从被窝里提了起来,大家手忙脚乱穿上衣服,出宿舍,一阵凉风把我吹清醒了;走到营养部,炸土豆片的油烟子一熏,又迷糊了。
说怪话是说怪话,干是真干。切菜间里。大筐大筐的白菜土豆萝卜,切完一筐往案板上再倒一筐,叮叮叮叮咚咚咚咚,带着“点儿”的,再加上年轻人们无忧无虑的贫逗,那动静,震天价响!在炊事班,我们学的手艺终生受益:把黄瓜、土豆切成菱形的“象眼块”给其他菜肴“俏色”,又漂亮又营养;厚厚的酸菜帮子先片出三层,再改刀切成精细的酸菜丝放到白肉汤里,加粉丝,就是鼎鼎大名的东北当家名牌——酸菜汆白肉!
地方上的人们会惊异我们一个女人家,怎么有那么地道的刀工。那都是多年的历练,不知切破过多少次手指换来的呢。三十年后的今天战友再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当大夫的秀儿自豪地说:“就是这段炊事班的生活经历成就了我的一生的一个爱好和梦想,我考取了高级面点师证和高级营养师证!”
一个夏日,大蒸笼的蛋羹蒸好了,我去掀屉盖,个矮,又没经验,屉盖冲着自己开口,沸锅的蒸汽一下嘘着了光着的手臂,先是觉得疼,没管它。一小时后发现,整个前臂内侧一层颤颤巍巍的水泡。“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到科里处置了一下照样干活。
在炊事班,我所有工种都干过,用大铁铲做百斤米的饭、炒大锅菜,也炒过小灶,(第一次炒蒜毫,弄糊了,陈师傅一气之下用刷锅的小炊帚全拨拉到灶眼里了。)管仓库时用后肩膀一次扛三袋面、一手抓着一条猪腿,半扇半扇猪往库里运……,给重病人做过“特食”。
201的各部门工作使我慢慢学会了做许多事。不论需要几点起床,不用闹钟,说几点就能几点,起来就是精精神神的。在后来的人生岁月里,带孩子、做饭、搞卫生,样样井井有条,什么也难不倒亚平。转业后,我们曾在筒子楼里住了八年,孩子从三岁长到十一岁,在七户用一个厨房的日子里,我家没有出现过一次因食物不洁闹病的事情,那是当护士当出的洁癖或是说卫生习惯。街坊说“亚平看着书养孩子”,婆婆说亚平抱着营养学做饭——这都是201的影响。
护理员也是四点半起床,要在休养员起来之前刷净厕所和痰盂。进内科走廊从第一间病房开始,一个门口一个痰盂,手上摞三四个端放到卫生间,二十来个能摆一地,依次刷净再放回病房门口。男女厕所早、中、晚上下班前刷一次,我们的厕所干净、没味!
我自己给我们的厕所检验过:1977年我高烧住院,昏倒在厕所的地上。朦胧中还想呢:真好,真凉快——那是冰凉的水磨石地,40度的体温当然觉得凉快。
可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打扫的厕所水磨石地和病床上的单子一样洁净!
内科的护士集体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团队,争着多干活争着在节假日值班,上半夜值班的常常晚一个小时叫下半夜值班的起来,为的是让小伙伴多睡一会儿;我们赛着干活,看哪个科室的地板、走廊擦的最亮,我们比着,看谁的值班日志写得最漂亮最专业;我们办“班”,初中文化的教小学文化的学语文、数学和英文,医生教护士、护理员学习医学、护理专业知识。在201,没有第二个科室办文化班,全军在那个“大老粗光荣”的时代也没有办文化班的。红星到地方后同事们惊异她怎么会背诵那么多诗词,她说,“张亚平在201时逼我做功课背的。”窃以为,我们201内科既有“师资力量”,又有这种尊崇文化的风气和心气儿。
我们勤奋。不出操的日子也主动早起跑步,往坦克修理营的方向跑。有时,大雾中看见前方两三个人影往我们的方向移动,近了才看清那是一队男兵在出操,想必,是兄弟部队的兵兄弟吧。
四十年前,部队还没有完全机械化,后勤部门还用驴、马拉车进城采购,兵们笑称“驴吉普”。有时我们休假步行进城,与“驴吉普”相遇,会被邀请上车,在老百姓的关注下,“嗒嗒嗒嗒”,颠颠簸簸,带着奇异的感觉乘着奇异的交通工具,红星军帽不遮不掩过闹市。(鲁迅有诗曰:破帽遮颜过闹市,陋船载酒泛中流。)
内科多为慢性病人,生活能自理,可以活动,部队的官兵里很有些有才华的人物。到了春节、国庆节,内科医护人员和休养员们在一起学唱歌、组织联欢活动、做很精致的大宫灯笼。
 
 
其实这八年,并不是经常艰苦工作。我常在医院演出队拉琴、唱歌、编节目。也常被调到分部为战士演出队创作节目,编写过小话剧、大鼓单弦、天津时调、配乐诗朗诵、歌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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