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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12-27 10: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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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六十年代在西塘的教书生涯

                         (一)

 

     1963年7月,我从平湖师范毕业。

    这是一个酷热而又漫长的暑假。这个暑假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等待通知,而后“走马上任”,去做我的“孩子王”。

     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在翘首期盼中,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嘉善县教育局的一封公函,要我即日去教育局报到。

    教育局在花园弄县政府内,就这么几间小小的平房

    接待我们的是人事科的一位女同志,叫于学芳。她先给我们讲了分配方案:大部分同学去农村,甚至是去一级一员的“四复式”村小;少数留在城镇。我在心中说,不要讲了,宣布吧,边疆我都愿去,还怕乡下?

    终于揭晓了,我被分配在西塘镇中心小学,这可是我始料未及的。莫非听错了,没有,且慢,于老师又说,到了学校还须再分配,具体哪所学校,由下面决定。原来如此!

    当天下午,我和一起分配去西塘的叶静权、余祖铨、赵菊英等人乘轮船去西塘(他们都是西塘人)。

不知是轮船晚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天到西塘已经很晚,家家户户亮起了灯。我背着行囊随着同学叶静权穿街过巷。虽然从轮埠到他家不算很远,但我却觉得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是那长长的廊棚,高高的拱桥,幽深的弄堂,静谧的古宅,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叶静权家在西街,距离西塘镇中心小学(因学校座落在计家弄,故又叫计家弄小学)很近。我在叶静权家住了一个晚上后,第二天即和他一起去学校报到。

    学校地处居民区,南北走向的计家弄把学校分成两半,东面全是平房,主要是教室、操场;西面全是楼房,除几间教室外,主要是校长办公室,还有教师宿舍。不一会儿,校长来了,我一看呆了,怎么认识?原来是多年前在我家租住过的许仲生,当时他在天凝乡政府工作。副校长周荣芳也是天凝人。校长们让我们等一会儿。不几分钟,就宣布最后“结果”:我分配在塘东街小学,叶静权在小桐圩小学,赵菊英在镇中心,而余祖铨则被分配在乡下地甸小学。我们这届毕业生大部分去了农村,有的甚至以后一生都在乡下教书,最终找了个乡下老婆,在农村落地生根。

    就这样,我在西塘安顿下来。开头几天,我睡在计家弄小学楼上,同睡的有陈龙生、陈震等,以后则一个人住到塘东街小学的一个小阁楼上。

 

                           (二)

    去西塘镇中心小学报到不几日,新学期开始,我即去属中心校管辖的塘东街小学。

    这是一所以街道命名的学校,在塘东街东面,圣堂北侧,解放前叫圣堂小学,又叫平川小学。

    塘东街是一条南北走向、历史悠久的老街,恰如嘉兴的建国路,魏塘的中山路,无人不晓。街上店铺林立,有糖果店震太升、朱裕大,棉布店源源,饭店益丰园、玉楼春,茶馆兼书场天蟾,药店钟介福,都是一些知名的百年老店。塘东街小学的学生主要是附近居民和店家的孩子。

    这是一所完小,一至六年级各两个平行班,共十二个班,四、五百个学生,十四、五位教师。校长王秋枫,参过军,做过部队文书,爱好写作,常有儿童文学作品和新故事在报上发表。后来他被调任西塘文化站站长,以后又调到国商。接任他的是从天凝小学调来的逢杰。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是袁慰忆,总务主任是胡蝶栩。

    学校让我担任五年级(1)班班主任兼少先队辅导员,并教语文。平行班班主任叫孙桂英。孙桂英当时30多岁,很能干,除语文外,还会教唱歌,排练文艺节目。

    刚做教师,我备课特认真,写教案除“教学目的”“教学过程”外,把“全体起立”“师生问好”“书翻到第几页”都写上了,一堂课教案写了好几千字,然后照本宣科。结果辛辛苦苦写的字只十几分钟就念完了。开始学生倒也新奇,睁着眼听,没有几分钟就交头接耳,做小动作。我因为准备好的话已讲完,只得盼望早点下课。后来我仔细反复地钻研教材,把课备在书上,备在心中,备课本上却写得比较简单,由于烂熟于心,上课时两眼看着学生,效果出奇的好。

    当时不像现在,学额普遍不足,每个班只三、四十人,我教的这个班是36人。班长任志伟,还有姚定栋、袁佩贤、张荫栋等人,现在还时常见面。

    其中有个学生叫江继荣。江在班里算是好学生,学习努力,成绩不错,就是胆子较小。一次我带班去附近农村参加学农劳动,回来天气突变,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其时江继荣等人正走在独木桥上,他顿时慌了手脚,匍伏在桥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动弹不得,还是我把他从桥上抱了下来。第二天我即发现他神情异常,常一个人发呆,口中念念有词,以后愈演愈烈,不愿吃饭,说有人在他饭中下毒,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症状。他母亲没辙,让我劝劝他,开头尚有效,以后连我的话也不听。于是母亲陪他走南闯北,踏上了漫漫求医路,但疗效不佳,病情时好时坏,就这样拖了好几年,终于不治,好端端的一户人家(他父亲是钟介福老职工)从此陷入绝境。此事一直在我心头萦绕,几十年挥之不去。

 

                            (三)

    我是班主任和中队辅导员,除上课外,还负有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当时学校开展的活动很多,请老工人、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参观访问等。一次学校从里仁居委会请来一位叫宋书琴的老人作报告。这位老人在旧社会做过童养媳,可谓苦大仇深。

    她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地主家的一条狗被人毒死了,地主怀疑是她干的,一定要她给狗下跪,并披麻带孝,以后又为狗建了个考究的坟墓。我将她的话记了下来,写成一篇题为《祭狗》的小文章,于“六一”前夕寄给《浙江日报》,不想竟在“六一”那天的报上登了出来。

    当时发表文章先要过“政审”关,即由报社向当地政府核实文章内容是否真实,作者政治上是否可靠?听说为这篇短文,报社专门从杭州向西塘镇政府打来了长途电话。文章见报后在镇上引起了轰动,都知道塘东街小学有个青年教师会写文章。以后我又将它改写成新故事,刊登在上海的《儿童时代》杂志上。听说还有人将它改编成连环画,但我未看到。《祭狗》一文成了当时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各报争相转载,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1965年儿童节,全镇小学生在剧院举行文艺会演。我班参加的节目是全班集体创作的话剧《小杰克为什么而死?》这是一部反映美国黑孩子命运的剧本,取材于当时报上的有关报导,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整个节目有学生自己创作、自己排演、自己制景、自己准备服饰。演出相当成功,我为此深受感动。事后我专门写了篇“教师笔记”《排演“小杰克为什么而死”的启示》投寄给上海《文汇报》。

    在塘东街小学的两年教书生涯很快过去了,转眼到了我带的这届学生毕业的日子。因为这是我教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我格外隆重,除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为题拍摄全班合影外,我还精心编印了一本《毕业纪念册》,分送给每个同学。扉页是当时毛泽东一张很有名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然后依次是校长逢杰、教导主任袁慰忆、总务主任胡蝶栩、班主任我的祝贺语。最后是母校老师名录和全班同学名录。封面和毛泽东的题词是我请一位家长刻写的,用的是仿宋体和毛体,很漂亮。此纪念册我珍藏至今,不知我当年的学生有没有保存下来。

 

                            (四)

   开始工作的几年,我睡在塘东街小学的那个小阁楼上。那是一幢位于校园一隅、中间隔着操场的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均是教室。北面是楼梯间。走上楼梯,西面是一间只有五、六个平方的斗室,这就是我的房间。房间和南边的教室只隔一层薄薄的木板,上面是相通的,实际是在一个空间里。白天上课,我在房间里每句都听得真真切切。最要命的是学生做值日生,每次一打扫,灰尘就往我房间里灌,弄得我床上、桌子上都是灰。

   但我也不计较,白天上课下课,忙忙碌碌,下了班进了斗室,就是我的世界。

   学校原有一个小食堂,炊事员由工友周恭德兼,但没有几个人吃,后来干脆不办了,改到供销社食堂搭伙。我在那里前后搭了两年伙。

   在塘东街小学和我来往较多的除同校的几个男教师,就是一同分派来西塘教书的几个同学,包括晚我一年分配来西塘工作的陈志强。陈是魏塘人,人极老实,来我斗室的次数最多,可惜后来患了精神病。

   我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下班后的时间如何打发?自然只有读书、看报、蹋笔头。

   当时学校书倒不少,但都是少儿读物,合我口味的不多。于是我就到镇工会图书室去借,边看边写读书笔记,写了满满几本洋抄簿,计有:杨沫的《青春之歌》、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赵树理的《暴风骤雨》、巴金的《家》《春》《秋》。还有《苦斗》《一个女教师的笔记》和郭沫若的《女神》和自传体小说。外国小说有《牛虻》《红与黑》。总之看得很乱、很杂。原想看我国古代四大名著,因是文言文,内容又离现实生活太远,终于没有卒读。报纸主要看学校里订的《人民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重点看报纸的副刊,边看边摘抄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中国少年报》是学生看的报纸,尽管这份小报已创办多年,但我一直无缘看到,这次看到后我被深深吸引住了,并动起了收藏这份小报的念头,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前年,我在《嘉兴日报》上发了一篇题为《我的一段集报情》的短文,记述的就是收集这份小报的事。

 

                            (五)

   那段时间,我主要仿效王秋枫校长,学写一些儿歌和儿童生活小故事,内容大多根据宣传需要,如“焦年珍,小英雄”、“贫下中农就是好”等等。

   另外我还写了些散文诗、小小说、教育杂谈等,自我感觉不错,但投进邮箱后往往如石沉大海,发表概率极小,但我就是撞破南墙不回头,继续写啊,写啊!其实发表不是我写作的唯一目的,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爱好、一种消遣、一种渲泄,或者说让自己的业余生活更充实点罢了!

   1964年5月11日,是平师校庆15周年纪念日,学校发来征稿函。写什么呢?冥思苦想了半夜,终于写成一首小诗《遥寄母校》。此诗不久即在平师校庆特刊上发表了。一起发表的还有平师语文教师、现嘉兴学院教授方伯荣写的一首诗《红五月之歌——写给校友》。

   除写稿外,我还醉心于给同学写信,主要有在德清洛舍小学代课的初中同学俞某,在嘉兴大桥乡中心小学代课的师范同学卜某和一个女同学。其中和俞某的通信最勤,一星期一封。除互通情况外,我们谈理想,斥时弊,嘻笑怒骂,皆成文字。而和女同学的通信则拘谨得很,常咬文嚼字,绞尽脑汁,有时一封信写好,已过半夜;有时写得兴奋,了无睡意,就洗个冷水脸再写,直到东方既白,才躺下休息。所以那时我睡眠时间极少,缠绵我几十年的失眠毛病就是从那时落下的,但我精神却格外地好。

   在塘东街小学时,我认识一位家长叫刘振华。此人早年做过和尚,法号一来,解放后在粮管所工作。他虽读书不多,但喜欢书画、篆刻。他曾给过我两幅字画和两枚印章。字画弄丢了,印章却保存至今,一枚刻的是“凝俊”两字,是我当年的笔名;一枚是“凝俊读书之章”。内行人说,他的字画、印章都很有功力。刘现仍健在,是平川书画社社员。

    1964年暑假,全国人口普查,我们西塘镇的教师被派往大舜。那天我和胡蝶栩、陆羽生等人拿着蚊帐、草席、脸盆等几样简单的行李步行去大舜。行至半路,有老师提议买桃子吃。于是我们将桃子在河里洗了一下,边走边吃。谁知当天半夜我即闹肚子痛,上吐下泻,折腾到天明。第二天大舜方面专门开船送我回西塘住院治疗,诊断结果为急性细菌性痢疾——果真是桃子惹的祸。后来父亲又专门从天凝赶来照料。

                            (六)

 

     1965年暑假后,我调入新建的北栅小学教书。

      北栅小学位于北栅四贤祠弄内,旧址为四贤祠,系为纪念镇上四个贤人而建。祠内设有灵堂,至于是哪四个贤人,我没有考证过。此处后改做米业公司。一式民清建筑,特别是那大厅,中间是四根粗大的圆柱,下面的柱石为青石。厅前有10扇落地长窗,与长廊相连的檐廊由弯脊椽子组成,过梁上雕有精美图案,十分考究。椽子间的瓦板平整光洁,加工精细。过梁旁边的小椽上也雕有各种民间吉祥图案,可惜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被破坏殆尽。再后来整幢厅被拆掉,卖给了苏州园林部门,惜乎!这里早先办过学校,最早是女子小学,后为高级小学,1959年因大办钢铁停办,后为方便镇北学生就近入学重新开办。文革中更名为红旗小学,以后改叫四贤祠小学。前几年因调整布局,并入镇中心小学。

   北栅小学和塘东街小学规模差不多,也是一至六年级各两个平行班,共十二个班,四五百个学生,十四五位教师。校长顾金荣,教导主任夏碧城,总务主任王兆崧。教师有:王世俊,姓名和我只差一个字,别人以为我们是弟兄或亲戚,其实不然。他整整大我20岁,系专职体育教师。写的毛笔字不错,横平竖直,端端正正,和印出来的一样。还有魏家华、孙瑞珍、梅曰德、李玉英、陈异、韩韵宣等。迮福珍、张浣辰和工友沈阿妹,我们曾同在一幢楼上生活多年。

 

                           ()

   转入新校后,我仍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兼教语文。那届毕业生原定翌年暑假毕业,后因文革爆发,中学停止招生,故仍在小学读书,被戏称为七年级。这届学生是文革的最早受害者,书没有好好读,今天上街宣传,明天下厂演出,还有什么学工、学农、学军,以后又参加造反、刷标语、贴大字报,但活动能力倒挺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个同学:蒋勤路和陈坤、江淼娟、张颖超,还有朱天雪、顾永源、赵达宏,人称我的三个“得意门生”,和我关系最好。

    1966年5月初,我自觉身体不适,晚上盗汗,下午有微热,并伴干咳,家明哥建议我做胸透,结果诊断为浸润型肺结核。以后我又去嘉兴结核病防治所诊治,除肌注链霉素和口服雷米丰外,医生建议休息一段时间,这可如何是好?其时学期已进入结束阶段,我又兼着镇工会初中夜校的语文课。医嘱难违,我只好硬着头皮请假,去天凝家中过病休生活,把手头的工作移交给学校请来的临时代课教师张康强。张是镇上的文学青年,家中藏书很多,喜欢写诗,其子张畀愚近年因写小说成名,现为浙江省文学新星,在嘉兴市文联专司小说创作。

     我虽在天凝养病,但心中时时挂念着班级和学生。                                                           ()

 

     我在天凝只休息了一个月,即于六月初返校上班。

     那时我还兼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负责全校的少先队工作,主要是定期出黑板报,每学期搞几次大队活动。为出好黑板报,我常常亲自动手,又写又画,把星期天贡献掉。大队活动记得那年搞了次“支援越南,抗击美帝”的主题队会,活动规模相当大,全镇四所小学都参加,内容有文艺表演、队列操、军训等。队员们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或大刀,边唱革命歌曲边呼口号:“打倒美帝,支援越南”,气氛相当热烈。为庆祝“六一”,教育局和文化馆组织全县中小学生举行文艺会演(以后演变成每年一次的“小杜鹃”文艺会演),节目要求自编自演。于是编写脚本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那段时间,我以小学生学雷锋为题材,先后编了小歌舞“送伞”“学军路上”和“叫火烛”,在会演中连续获奖。我还创作了歌词“采菱歌”,由新调来的音乐教师朱永娟谱曲,在全校教唱,获得好评。

    那段时间,嘉善风行新故事创作,我校也不例外。为此我写了篇《少年儿童也会编写革命故事》的“文化杂谈”,投寄给《文汇报》。  这年“六一”,我被评为县优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我还常带同学去附近乡镇如洪溪、陶庄,甚至江苏卢墟、嘉兴南湖活动,去南湖时我们还在红船旁摄影留念。

     暑假后,学校开始呈“无政府”状态,纪律散漫,上课常乱哄哄。一次我班学生去牌楼生产队割稻,不知怎么产生了矛盾,-顽皮学生飞起一脚将同学叶洪发踢翻在地。叶脸孔煞白,抱着肚子,缩成一团,在田里痛苦地翻滚、呻吟。我一看慌了,赶忙派人送医院救治,经住院观察,总算还好,未伤及内脏。事后我买了水果和一尊毛泽东石膏像,去叶洪发家探望。

      1965年进北栅小学,到1974年调离,我在北栅小学整整呆了10年(实际我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直到1987年我在计家弄分到新房才搬出该校)。

 

                                ()

    调入北栅小学后,我即从住了两年的塘东街小学的小阁楼搬入该校的教师宿舍。

     其时,在该校住校的有三位老师:我、迮福珍、张浣辰和工友沈阿妹。她们都已成家:沈阿妹的丈夫早年去世,身边拖着二女一子;另外两个教师的爱人在外地工作,还没有孩子。

     教师宿舍在靠近校门的楼上,南边是窗户,正对着校门和高大的防火墙。北边是四贤祠大厅,中间隔着个院子,院子东西两侧是回廊。据说这楼早先是戏台,每逢喜庆日子,有戏班子来这里演出,观众就在北面的大厅里往上看。

    因为要住四户人家,学校就把这楼间隔成四间:南面两间较大,靠西一间住工友,靠东一间住迮福珍;北面两间靠西一间住张浣辰,靠东一间住我。去我宿舍,上楼后须穿过一条弄堂。我和迮福珍、张浣辰是紧邻,中间只隔层木板,上面是通的。我房间约6、7个平方,比塘东街小学那间大了些,东面和北面有窗,西面和南面是板壁。我在板壁上糊了层白纸,再贴上字、画。生活用品简单得很:一张单人床,一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小桌,一只方凳,一只帆布箱子,面盆既用作洗漱,又用来罩剩菜。

     一个人在塘东街小学的小阁楼上住惯了,现在四周都是人,开始倒真有些不习惯。我是个夜猫子,晚上有做不完的事,到半夜睡觉才洗脸、洗脚,而这样做难免会发出声响影响别人。开始我不注意,后来别人提出,我才尽可能不发出声响,但要一点声音没有,实在做不到,毕竟只隔着薄薄的一层木板呀!

    沈阿妹是俞汇人,守寡多年,其时40岁不到,拖着三个孩子,一家人就靠母亲做工友30多元工资生活,十分拮据。

    沈阿妹虽未读过书,但精明能干,对我不薄。文革时,我一度遭造反派迫害,被关进“牛棚”,她每天三次给我送饭,尽管是受学校派遣,但也确实难为了她。

    迮福珍,魏塘南门瓶山街人,丈夫胡为政,在绍兴粮机厂工作。迮原是中学数学教师,调来小学后专教高段数学,上的课不错,在西塘有一定知名度。她近30岁结的婚,当时尚无孩子。她丈夫二、三个月来探一次亲,平时和老母住在一起。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先是男孩,后是女孩。男孩由母亲和外婆领,女孩则一生下来就寄养在绍兴。后来因工作调动,迮举家迁往绍兴,我曾两次去她家看望。

    张浣辰,嘉兴人,丈夫李钧华在姚庄小学做校长。她俩长期分居,终生不育,后在亲戚中过继了个孩子。张系中段语文教师。当时倡导学雷锋,张老师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教学生做好事,自己更是带头做。她自费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常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理发,不收分文,几年如一日,我们常夸奖她,说她是活雷锋。

     后来文革爆发,师生分两派,搞革命大串连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哪还上得成课。再后来我调往镇教办,实际上是给领导做秘书,从教学第一线退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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