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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2-03 21:51:03

标签:亲情 哥哥诞辰 转学 家国情怀 

    

1956年秋,我在八中的初一2班,班主任是生理卫生的刘忠政老师。记得文学老师林锡贞,算术老师张三元。当时是按年龄编班,12两班都是些“小豆子”,我不到12岁,是较小的。有几个好朋友,刘大民(初一同位)、李大生(初二同位,中队长,2013年通过博客找到了,并在上海见了面)、黄国建、张树荣、郭玉珠(2012年通过博客找到,也在上海见了面)等同学。

      上图  2013年11月27日,李大生(中)郭玉珠(右)在上海相聚

我的第二次转学,是1958年暑假,要上初三,又是关键时刻,临近中考了。我从八中转到了二十四中。

此时,兄嫂先后被部里安排,分别到外交学院和党校脱产学习,两个侄女在部里的长托幼儿园。他们都是周六傍晚回家,周日回去。这样,平时家里就我一人了。

本来,在八中时,我中午带饭,学校可给加热,早、晚两餐不管。可嫂子一去党校,我的一天三顿饭就成了问题。于是考虑到了转学。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东单赵堂子二号的外交部宿舍(因是爱国人士北洋官员朱启钤的旧居,现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离外交部(当时在外交部街33号)很近,而24中就在外交部隔壁(外交部街31号)。细心而又关心我的嫂子还从同事那里对24中做了了解,24前身是由北大师生始创于1923年6月的大同中学在东城区还是可以的。兄嫂就跟我商议转学之事。他们说,24中肯定不如8中,但总是要先解决吃饭问题啊。转到24中,在外交部办个家属“打饭证”,三顿饭在部食堂吃,条件好些,这样才放心。至于学习,兄嫂教育并鼓励我,说相信我的自觉性和实力;学校如何,只是条件,关键在自己努力,到了新学校,还要更努力才行。

哥嫂很关心我的生活,唯恐我一人在部食堂吃不好,给我定了个标准,每月12元。开始时,因为不好意思跟大人们,还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一起同桌吃饭;加之贪玩,赶快吃赶快回学校和同学一起。所以午饭往往是买了馒头就走,要是有包子、豆沙包、糖三角,更好。这样,第一个月只吃了7、8元左右。哥嫂把我说了一顿,告诫:少年长身体,一定要吃好。

就这样,我转入24中初三5班,班主任是数学李致祥老师,也是和蔼可亲的中年老师。语文是杜玉林老师,讲课很生动;他批评同学很不留情,“别脸皮厚得像城墙,机关枪突突才一道白道道”,常被我们拿来用。

这是24中初中最后一届男中的年级了。下一级(1957年)学校结束了初中男中的历史,开始招女生了。班里都是男生,学习情况相差很大,有好的,也确实有差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和我相仿的小豆子,也有大我们四五岁的大同学,因此有了团组织,政治气氛较浓。我不仅有杨福寿、王贵、朱彤等几位小伙伴,更有张文科、李国柱、吴德堃、王连臣等几位团员好友,他们对我的上进很有影响。

还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就是身体锻炼。在通过“劳卫制”的热潮中,家住附近的张文科、李国柱、刘兴尧等,相约到校晨练,学校操场小,出校从外交部街向西再向北拐到米市大街,再向东拐入东堂子胡同,再向南拐入协和胡同,再从外交部街向西返回学校,近两千米。由此我养成跑步习惯,坚持到九十年代初。所以我说我的身体好,是在吃当年的老本呢。   上图 部分同学在校门口毕业留影,前右一是杜老师,右二是谁呢?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初中毕业成绩和操行很好,1959年夏,我被保送到24中高中,上面提到的几位,除王贵考了铁路中专,其余的也被保送,我们同在高一2班。

首任班主任是语文张祚朴老师,有点中年发福,嗓音低沉有力,很和气。我入团前,他作为班主任,还找我谈话,很可亲。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听说他的哥哥是在电影《青春之歌》演胡梦安的张逸生。他入党时,我们班还出了黑板报表示祝贺呢。

1959年11月25日,我刚过15岁生日不久,由张文科(辅导员)和李国柱(班长)介绍入团,并被聘为少先队辅导员。

1961年夏,我获得北京市“优良奖章”,因处于困难时期,铜质奖章改为纸质奖状。可惜,文革初期,被不识字的妈妈当四旧烧了。

因此,对此次转学,我没感到学习水平受多少影响,倒是结交了许多好同学,有了很多的收获。

还是兄嫂英明,先解决吃饭问题,其他问题,在于自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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