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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9-01 15:21:19

                   

            第二章   抗战八年 国恨家仇

作者  七月鑫火

       三、疫病横流 历尽磨难

生活艰辛,卫生条件极差,难民们的生活处于朝不保夕和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疾病的发作和流行就在所难免。我们当时住在袁伯父袁斗桓的圩子里(良岗),虽寄人篱下,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比起大多数逃难者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但这也难逃流行病的折磨。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是疟疾,一个是疥疮。我和子衡都难逃厄运。疟疾,俗称“打皮寒”“打摆子”,现在知道是由一种疟蚊传播的,我有一次打皮寒,冷的浑身发抖,盖上三床棉被,怀里抱着暖壶,也控制不住,那股寒气是从体内向外发出的。半个到一个小时之后,发冷又转为高烧,浑身像火燎一样,烧的人神志不清,说胡话,眼前出现幻觉。2-3个小时,烧退了,人也清醒,但疲软之极。这种疾病有一日一犯的,也有隔日或二日一犯。这些类型我都经历过。疟疾的严重性还在于重复发作,治好了,但过一段时间又发作了,反反复复,谈疟色变。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叫“唐识义”的白色颗粒。其主要成分就是“金鸡纳霜”,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在农村不仅难买到,且价格也不菲。“唐识义”虽能治疟疾,但不能根治,抗战八年,打皮寒是一种常见病由此诱发成其他疾病,使人致残或死者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疥疮是一种流行更广的传染病,又叫脓包疮,大多长在四肢,一个个内含脓液,外表红肿的颗粒状脓泡布满两手两脚的间隔处及大腿内侧。又痒又痛,严重时早晨起床时,手指和脚趾都很难分开,挑破脓疱是每天晨起必须处理的事。妈妈把缝衣针在火上烧红消毒,替我和子衡挑破脓疱,再涂上药膏,记得药膏的名字叫“一扫光”,是以牛黄为主料的,但不仅价高也很难买到,这种疥疮也是经常反复,有一次子衡打皮寒又患疥疮,被折腾的全身浮肿,差点送了命。

有一年我还在读小学,突然得了痢疾,是红痢。一天要拉十几次,大便中带红色的粘液,小肚子又痛又坠。大约从中秋节开始一直到春节前,差不多近五个月,用尽了当时可以买到的中西药以及各种土方子都不见效,十来岁的我被拖的面黄肌瘦,浑身无力,上学的两里多路都要休息一、二次。算我命大,镇上的马医生说,治这种病只有法国生产的一种叫“衣米丁”的针剂才能治好,但这种药只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合肥城里的医院才能买到。敌我对峙,谁有能耐敢冒死进合肥城呢?天涯阻隔,只能望洋兴叹。但天无绝人之路,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了解到只有邮递员(那时叫邮差)可以进城,但日本鬼子对西药管制极严,一经发现有偷带出城者,格杀勿论,邮差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在父亲的一再哀求和重金酬谢下,终于在春节前由一位邮寄员冒险从城里买回十支“依米丁”注射液,我终于得救了。

我的两个弟弟也因逃难年月卫生条件差又缺医少药而夭折。1938年,我母亲38岁,父亲36岁。到肥西后,母亲又先后生了两个弟弟。大弟生性活泼,聪明伶俐,深得父母的喜爱,亲戚朋友也喜之甚胜。我那时八、九岁,父母给他起的大名现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叫他“骚老道”。那时我们住在雷麻店附近的唐小郢,我每天放学的时候,他都在村头迎着我,甜甜的喊着二哥,抢着背我的书包,摇摇摆摆,蹦蹦跳跳,实在招人喜爱。就在他五岁那年的秋天,突然生病了,开始只是有点发烧,渐渐就昏迷糊涂,家里请了镇上唯一的西医先生诊治。先生虽尽心尽力,但他医术有限,也没有好药。“骚老道”病情日重,一家人陷于无奈和痛苦之中。“病急乱投医”,医生无策,只好求助于神灵,我就多次去镇上的城隍庙里求神。我记得求了仙药在回来的路上是不能回头的,十岁左右的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走在荒郊野外的农村小路上,害怕的胆战心惊,为了弟弟的病,也虔诚的不敢回头,壮着胆子朝前走。虽千方百计,也未能挽回弟弟的生命。马医生说,弟弟得的是脑膜炎,是真是假,虽难以定论,但死于战乱,这是不争的事实。

母亲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长的又白又胖,大家都叫他“面条”,很少哭闹,成天笑嘻嘻的,人见人爱。当时我正上中学,子衡上小学,家里有这样一个小弟弟,增添了很多乐趣。但在他还不足两岁的时候,大难降临了,“面条”病了,父母想尽一切办法,请来了当时可以请到的一些较有名望的郎中,西医。可是千方百计也未能挽救小弟幼小的生命,据说得的是猩红热。

两个弟弟先后夭折,给我们全家在精神上的打击太沉重了。父亲捶胸顿足,悲痛万分,妈妈几乎哭瞎了眼睛,我和子衡也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如果不是日寇的侵略,使我们避难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两个弟弟绝不会在束手无策中遭受不幸。日本帝国主义者,虽不是直接杀害了我的亲人,但他们逼人于绝境,决不是强加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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