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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9-15 11:58:19


 人生悟语系列(89):

乱世与文化

 

 

最近CCTV—10播放介绍京剧大师程砚秋的系列讲座,前几年也曾播放京剧大师梅兰芳、荀慧生的连续剧,遗憾的是未见四大名旦另一位大师尚小云的有关介绍。

看过和听过影视剧、系列讲座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一是这些京剧大师都生在乱世,成名在乱世,即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他们事业的顶峰;二是家境贫寒,为生存而走上这条被世人称“下九流”的艺人之路;三是成长道路坎坷,受尽磨难,加上本人天分,形成各个流派,终成大器;四有贵人相助,即对京剧事业有造诣的剧作家、文人支持,倾其全力为其写剧本,量身打造现在称为传统京剧的那些剧目;五是都经受了一番感情风波,为事业牺牲爱情;六有较高的民族气节,在抗日战争中宁折不弯,不惜牺牲生命,或告别舞台,也不为日寇演戏。

总之,这些京剧大师都有很高的亲合力,将剧作家、琴师、舞美、服装、道具、剧场老板等一些顶尖人物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从而成就了京剧艺术国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辉煌,才使我们后人有幸欣赏到这样博大精深、流派唱腔、表演程式纷呈的民族艺术瑰宝!

无独有偶,前年易中天教授在CCTV—10讲“儒、墨、道、法家”时也有类似情况出现。

众所周知,上述诸子百家都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春秋战国被史学家称为典型的乱世。周天子权力削弱,群雄争霸,所谓“五霸强、七雄出”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形象代表,他们之间为争天下一统,摩擦不断,战争纷起,百姓遭殃!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却诞生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众多大思想家、军事家、发明家、外交家: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韩非子、孙武子、苏秦、张仪、商鞅、李斯、以及信陵君、春申君、田忌、公输班等大批文人名士,正是这些人物的不朽著作,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虽然各不相同,甚至是针锋相对,他们各为其主,只是指出别派学说的不足与缺点,但文人们很少进行人身攻击,彼此间的包容性令人称道。拿孔子学派来说,在《论语》中很少见到孔子及其学生攻击、诋毁别派学说。

乱世中文人及学派之间的这种包容,充分体现二千多年前大师级文人的胸怀。对比今天某些学术领域的争鸣,实在令人汗颜。时代进步了,而所谓大师级的专家学者的胸怀却如针鼻般大小,更有甚者为维护虚假的权威而雇凶杀人,公然挑战道德、法律!

可见当今某些权威们的思想境界何等低下!

类似情况,还体现在历朝历代鼎盛时期的中华文化代表著作上。春秋时的诗经、乐府诗;汉朝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事实上,上述文化鼎盛时期的朝代,虽然社会统一,经济发展,但对众多诗人、作家的出现也各个不同。尤其是创造具有传世作品的文人来说,都是在其仕途出现乖舛、人生潦倒时留下的精神产品。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琵琶行》都是仕途出现窘境时的代表作。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具有中国文艺小说颠峰之作的《红楼梦》,更是曹雪芹积十年心血,几易其稿的辛酸血泪绝笔。曹雪芹虽然生在“康乾盛世”,但盛世下的曹雪芹却没有享受到盛世成果,反而遭到连续抄家,至使其家破人亡,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凄惨生活。……

上述事例说明一个道理:乱世出文豪,乱世出文艺精品;苦难、血泪出名篇!

仔细分析上述现象,十分有意思。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浅见有下述几点比较清晰:

一是文化是精神产品,她的产生与作家本人的素质条件、经历密切相关。除作家、诗人的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条件外,还必须有大悲大喜,令人难以忍受、匪夷所思的痛苦经历,才促使作者本人思想感情的升华和大爆发,但凡不朽的传世之作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是动乱的社会环境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社会不稳定,统治阶级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维护江山社稷的稳定和倾注在消灭敌对势力上,对文化的控制,对知识分子的言论控制相对薄弱。而社会的不稳定,人民大众的疾苦,又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官员容易引发慷慨和改变现状诉求最旺盛的时期。正是社会不稳定、不公平、不合理,激发了众多有才气的文人创作灵感,使他们拿起笔做刀枪,指点江山,抨击时政,或用诗词抒志,用小说形式以警世、醒世后人。

三是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无论上层统治者还是中下层官员以及各类有文化的庻民,在乱世中都有寻找社会稳定,即救国救民良方的强烈需求渴望。因此各类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局面。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有些学术观点得到发展,成为主导思想,有些则湮灭在历史长河里,成为一朵小花而闪光一时,不被人知。

上述三条,是历朝历代文学艺术复兴、发展的必备条件。虽不全面,但可见一斑。

反观盛世下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却相对黯然失色,没有多少经典作品问世,也不见文艺名家、大家出现。这种现象放在外国好像也有类似特点。托尔斯泰、大仲马、萧洛霍夫、高尔基、萧伯纳、海明威、马克吐温、贝多芬、梵高、卓别林……甚至上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伽利略等科学、文化巨匠,都出现在动乱时代!

那么,要问盛世下为什么难产文学艺术大家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下述几点:

一是社会稳定,阶级、民族和不同阶层的矛盾相对减弱,社会不公、不平相对减少,没有那么多矛盾和心灵碰撞,有才气的知识分子都将其主要精力用在歌功颂德上,因此这时期的“御用”文人特别的多,作品可能数量不少,但真正产生心灵振撼、传世作品却不多见。时代的烙印使这些作品失去光彩,而被历史扫进博物馆。像《史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那样经久不衰的不多。

二是统治阶级对文学艺术的控制的力度加强,过分强调“舆论一律”和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扼杀与主旋律不同的文艺流派和文艺思想。当前电影界的娱乐化、唯美化、淡化情节、远离现实、炫耀技巧、神化武功的虚无主义成为创作主流,就是这种控制力度强化下的产物。这些影视、文学作品很难成为经典传世之作。

三是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们对生存、财富、环境、感情的认识缺乏共识,主流意识淡化退缩,也使人们公认的大家、著述难以产生。没有共识,哪来的经典和大家!

四是社会转型期的文学艺术,具有从初期向成熟时期过渡的特点,文学艺术家对真善美的追求有其时代烙印,新观点、新思想、新的艺术追求有明显的相对滞后性和局限性。因此,很难产生几代人思想共鸣的传世之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艺术领域,虽然成绩斐然,但人们普遍感到文学艺术大家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这一点不如科学技术界。中国科学院有关文学艺术的院士数量大大少于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就是明证。

我们期待盛世下的文学艺术大师尽早出现,而且数量越多越好。旦愿这不是希望、幻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2019—9—15

 

注:这是篇文评论,写于201115日。纳入悟语系列。此次发表只作少许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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