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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5-10 10:40:13


 

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向温总理发出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已开始重视,在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就是为了从计算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开始,加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关乎国家未来长远的兴衰发展,但因有十年文革等很多历史原因,求解不是一蹴而就的,故需作长期的坚持努力。我从教学时便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曾看过一些资料,并进行过点滴思考。
 
2010年5月4日青年节,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大学与同学们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他发动学者专家和教育官员们进行研讨,就“科学之问”、“教育之问”,“体制之问”、“历史之问”、“现实之问”等等纷纷献言,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越说越复杂,为什么其它国家,如伟人辈出的德国就没有“钱学森之问”呢?
 
于是我进一步了解德国,发现德国为人类贡献出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诺贝尔奖多得,可以溯源到更深的文化和信仰背景。德国人血液中渗透着的严谨和认真,都与信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突破200人大关。诺奖获得者主要来自研究型综合大学,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恐怕信仰才是德国诺贝尔奖多得的原因。
 
德国是著名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路德给德国人带来全新的理念就是“天职”。德语Beruf一词,即职业、天职,就包含“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宗教理念,人们把对上帝的忠诚移植到对工作的尽心尽力中,认为我从事的职业是对“天”负责。而且,在100多年前,普鲁士王朝就注重对整个民族的敬业、讲究精确等素质的培养,做某一样工作、钻研一门学问,生产一件产品,不是为了赚钱谋生,而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安排。可以想象这与为职称、功利、名誉、奖励、地位、豪宅、名车等而工作,在态度的严谨与认真上会有多大不同,在产品品质(成果)上又会有多大差异。
 
不能不说,德国科学家们很具有“天职”的“潜意识”,才能以最神圣的态度安心于科研工作。而我们的“大学功利化是要命的问题”(2010年1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听取我国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提出),发表科研论文是为了评职称,是为了获取功利。据知德国学者一般每年只发表一篇论文,超过一篇的情况虽有但不多。有人问一个德国教授:“你们一年才发表一篇论文,岂不是太少?有些中国学者每年能发表三五篇,甚至十几篇呢!”德国教授反问:“如果坚持下来,30年的时间就有了30篇论文,一年发表一篇还嫌少吗?”而在这次新冠病毒来临时,我发现有位知名人士竟然发表论文400多篇。数量多就能得诺贝尔奖吗?
 
理想信仰、探索精神和有社会责任的文化氛围,是杰出和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工作态度敬畏、淡定、执着和较真,不是为了名利双收,而是为了信仰,才能出现俯视一世的杰出人才。我想,如果缺少这一点,“钱学森之问”会一直问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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