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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12-30 22:19:40

该作者的文章:

我的父亲母亲

/原野

我叫张耀堂,今年75岁,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生平只有一个文学梦想,写写我的父亲母亲。虽然这不能全我的孝道,但却可以安慰我亏欠父母的一点心情。

 

 

        我父母亲的遗像

我父亲名叫张世清,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穷苦人,虽然没有当过奴隶、拉过长工,但他经历过解放前穷苦人普遍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最懂得珍惜好日子来之不易。1976年,52岁时去世。我母亲200885岁时去世。他们一个是共和国复原退伍军人,一个是劳动人民中的家庭妇女。活着的时候,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有过欢乐也有过悲伤,和所有的父母亲一样,他们也都有舔犊之情。

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我是老大,总想着替老人减轻一点家庭负担,结果是力不从心,愧疚之情难于言表,埋藏于胸中又心有不甘,说给谁听呢?环顾茫茫四野,犹如大海迷踪,我只能诉诸笔端。 

 

我父亲1949 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52年复原退伍回乡后一直担任初、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基层干部,广受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1976年患重病去世。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正午,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从父亲的身上,想到有三个特长值得我来记取:一是善良耿直;二是聪明能干;三是大公无私。这也许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小时候,我常听父亲给我们讲述他参军入伍后解放兰州的战斗故事,非常吸引人。记得父亲说,他参军不到半年就随西北野战军开拔奔赴前线,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斗。8月下旬,部队到达兰州皋兰山西南侧的狗娃山与七里河中间指定位置。我父亲当年身体好,人又老实,所以被派往步兵机枪班,扛了一挺轻机枪。20号他们班挖了一天工事,21号战斗就打响了。枪炮声是从兰州七里河那个方向传来的,足足响了一天一夜。

担负阵地进攻的三营主攻一线。21日拂晓,修筑工事的部队撤回,遭到了敌人的偷袭,三营损失惨重。父亲说他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威武彪悍的马继援190师,整个兰州城都被马家军防守得非常严密,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解放军第一次进攻兰州城外围受挫。

25号凌晨,随着“ 叭!”、“叭!”、“叭!”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我军第一野战部队再次向兰州马步芳守敌发动进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父亲说他们步兵勇猛果敢地冲向敌人阵地……

经过一天激战,突破敌人三道防线,连续摧毁敌人的碉堡阵地,矛头直指皋兰山的营盘岭和沈家岭。至中午时分,兄弟部队攻破当时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后。父亲他们也拿下了马家山和豆家山这两块难啃的硬骨头。26号凌晨,天放晴了,19兵团与其他兄弟部队迅速攻入城内,共同消灭了城内的残敌。

中午12时,兰州,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宣告解放。战斗结束后,父亲还得了一枚军功纪念章。

 

 1955年,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带头成立的晨光农业合作社。我们村子在平银公路经过的地方,是个十年九旱的贫穷村。打从我记事起,老天爷就没有好好下过一场透雨。土地老是干巴巴的,遇上刮大风,黄风土雾吹的人眼睛都睁不开,满嘴都是沙子。父亲从部队复员返乡后,热情高涨,信心十足地组织互助组的社员,成立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改变穷乡僻壤的面貌,父亲从乡信用社贷款,在县上买回一台老式链条马拉抽水机,从两丈深的清水河崖下抽水,灌溉干涸的土地,当年就长出了旺盛的庄稼。收割时每亩水地比只有90斤单产的旱地多打200 斤小麦。这下子,全社人都高兴得给父亲竖起大拇指,夸他敢想敢干。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们家第一次有了余粮,吃上白面馍馍。乡亲们一高兴,过年就在村里办起社火,扭秧歌、唱大戏。我父亲最讲热闹,理所当然成了主角,连我都成了扛旗子、跑龙套的“小演员”。 

 

1960 年是个饥荒年。父亲办的高级社被人民公社取代了。59年“吃食堂”,大锅饭把各家各户存的一点老底子都挥霍浪费殆尽,还没有到年底,家家米干面尽,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我记得我那时已经从县卫校毕业,单独负责距家15公里外的一个大队卫生医疗和防疫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庭。家中弟妹多,母亲又是个小脚女人,没办法出外讨生活,所以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四处找粮食,养活全家人。

父亲推着他的“生茂”牌旧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几十里以外的东山里亲戚家中跑,十天半月才能借(讨)到几十斤粗粮。有一次,父亲在一个亲戚家门口借粮时,被一条恶狗咬伤了腿,半个月都没能从炕上爬起来,但他依然乐呵呵地把自己受伤不当一回事,马不停蹄地跑了一个冬春季节,硬是把一家人从饥饿、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    

 

成立人民公社时,父亲被选为七百户生产队队长。早晨,天不亮父亲第一个起床,喝过罐罐茶,然后在喇叭上通知全体社员上工。那时候实行包工制,农村里流传着一段当干部的顺口溜,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活得不如羊。”以后在64年的“四清”运动中,许多干部因为交代不出自己“多吃多占”的“罪行”,被反复批斗,听说有的地方还出了人命案。我父亲是个“大克朗”人(土语,心宽),总算没有自戕,但心里不痛快,从此染上酗酒的恶习,直到最后他被(酒精)葬送了性命。

那年头,农村里没有出现过大的贼盗,但由于饥饿,小偷小摸的行为时常不断。为了维护集体财产,父亲没有少得罪人。有的当场被抓,有的过后查出。比如妇女在切土豆籽种时,顺手往衣服口袋里或扎着的裤腿里私藏夹带土豆,被监工组长发现后责令其掏出来归公。父亲知道后,开会严肃批评,但从未处罚过。因为父亲知道,都是生活所迫,只要东西没收归公,他就网开一面。父亲的生产队长一职,直到四清运动中被罢免为止。  

 

我父亲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就这,还是靠在旧社会他受雇替有钱人家孩子上学学来的。1964年,四清运动来了,父亲被怀疑是“四不清”干部,靠边站。不久,他的生产队长也被罢免,队上交给他一群羊,让他上山放牧。从此他由管人变为管羊,别人揶揄他是“羊官”,父亲只是“嘿嘿”一笑置之,并无怨言。

听我母亲讲,父亲的茶瘾很重,每天赶羊出圈之前,都要熬二两“安化”砖茶喝下。然后带上水和干粮,披着破羊皮袄,带上他那本从不离身的《三国演义》小说,赶羊上山。素常,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西面的黑嘴山,离我们村大概有十多华里。每天一上山,他把羊群赶到一个草好的地方,眼睛盯住那只耳朵被狗咬伤过的头羊——“花耳子”,放心地把破皮袄往草地上一铺,半躺在上边,眼睛盯着书本,津津有味地品读起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嗨,这与我羊倌何干?再翻过几页:“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对,就看这儿,一个卖草鞋的人居然还这般模样,父亲开始入迷地读了起来。过了许久,他抬头一看,羊群不见了,赶忙丢下书本,拿起“剁铲”追赶羊群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当父亲安闲地守着羊群,过他自由自在的日子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羊倌”的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了,代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运动会。后来,支左部队把我结合进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当了二把手。古人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不料我进了领导班子的事引起反对派的不满,他们给我家中亲人找茬。有一天,父亲来机关上偷偷找到我,说他想见县上来的孙政委申诉。我将父亲带到县人武部政委下乡住的地方。孙政委告诉我父亲“文革”中划定的成份不算数:“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你不是地主,他也没有办法把你打成地主,回去放心劳动吧!”

然而,那些给我家定“地主”成分的人,还在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既不平反,也不退还被“没收”去我家的“财产”。后来支左部队查清了我家被打成“漏划地主”的原因,是“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时打了我家的“土豪”,还没收了一窑松木椽子。

事实是,当时住在我家里的长征红军做饭缺少柴火,我爷爷主动把家中准备盖房的松木椽取出来几十根,无赏支援红军使用。为此,红军还给我家留下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信用证明”,可惜这东西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就在父亲第二次当生产队长卸任不久,1975年秋季,他在一次感冒中咳痰咯血,被医院查出得了肺癌。我和三弟把他送到西安市求治。在陕西军区部队上服役的二弟,找到第四军医大学的专家诊查,院方对我们讲,我父亲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部分转移到淋巴系统,动手术必须要输600 毫升血,还不一定能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于是我们决定不做手术回家保守治疗。熟人为我们联系了一辆等待大修未果返回银川的客车,我们买了一个棉絮放在父亲坐的铁架子上。就这样一路从早到晚行进了13 个小时路程,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讲:“总算活着回来啦!” 这是当年11月的事。

 

1976 1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哀乐不停地从墙上挂着的喇叭里传出,父亲听了一遍又一遍,脸上老泪纵横。他是在为周总理垂泪呢还是为他自己伤心呢,我没敢多问。骨瘦嶙峋的父亲自知不久于人世,他精神好的时候,宽慰自己说:“该吃吃了,该见见了,没有什么怨肠(土话,遗憾),唯一的一点是,我还戴着个‘地主分子’帽帽,没有人给我摘。”我听后微笑着对父亲说:“地主好啊,你到了那一世还能当个小财东呢,有啥不好!”父亲笑着点点头。停了一会儿,父亲怯怯地问我:“还能把我拉到医院里看看吗?”我说:“您老命大,和周总理得的是一样的病”,父亲听后点点头,再也没有提过看病的话。1976227日中午12 点,父亲走完他人生最后的路,安祥地合上眼睛。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12个年头了。12年来,我无一日不在想念我慈祥的老母亲。那时她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和宽厚健康的臂膀,永远是我们兄弟姐妹赖以生存并深切怀念的幸福港湾,是她带给我们无限欢乐和甜蜜。每逢清明、春节,我都要对我的母亲说说心里话。

和尘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我母亲也有一颗仁爱平和之心,她对我们兄弟姐妹五男二女七个人的哺育之情,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母爱像一场春雨,润物无声,绵长悠远;母爱像一首长诗,清幽纯净,和雅淡香;母爱还像一支抒情的歌,婉转悠扬,低吟浅唱。

自从母亲在我家中去世后,我倍感痛苦万分。每每追思,母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觉得她老人家依然和我在一起,相随、相伴、相融。

清晨,当我跑步锻炼,路过固原市文化街与西环路交汇处时,总不免要向西边的天际望上一望。那里有一个叫白马山的地方,我的父亲母亲就长眠在那里。母亲虽然已经逝世多半年了,可我总觉得老人家并没有走远;回到屋里,看见太阳光照射着的阳台,觉得母亲仍旧坐在轮椅上,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吃饭时,面对饭桌前母亲坐过的位置,眼前老是母亲去世前一天坐在那里吃饭的音容笑貌。那天是端午节,母亲吃的是饺子,一个劲儿称赞“香!”转天,母亲就去世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眠,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儿时昏暗的油灯下,母亲为我们烧火做饭、缝补衣裳的情景,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再坐到她老人家面前,为她揉揉胳膊、捶捶腿啊!  

 

我的母亲,是农村中土生土长的劳动妇女,进城那是后来的事。她从小娘家贫穷,八九岁时吃野菜把肚皮都吃成了菜緑色。她不会识文断字,56 年村里扫盲,还是我这个上小学的儿子,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任秀英”三个字的。父亲当兵走后。家里全凭母亲用辛勤的双手讨生活,抚养儿女。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母亲都是背着背篓,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母亲贤德、善良、淳朴,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养大成人不说,还养育了一个一岁上离过生母的侄儿,后来还为我那族人二哥娶妻成家。母亲高尚的德行,在我们老家那是有口皆碑。 

 

我父亲复原退伍后,回到村里没有闲过一天,从办初级社,转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他都是忙着当干部,家里只能靠母亲一个人来操持。到76 年父亲患病辞世为止,母亲没有过过一天省心日子。享福那才是她60 岁以后的事。乡亲们夸赞说,都是受苦受难修来的。    

   晚年的母亲,基本上都是穿梭在银川、西安、新疆、北京等几个大中城市,跟工作在那里的几个儿子、儿媳妇生活在一起,过得很幸福。

20084月,已经85岁高龄的母亲,一心一意要“叶落归根”。当她的孙子把她从外地接回到固原市我的家中时,人已经病得不行了,唯—能满足她愿望的是,能在活着的有生之年回到老家“睡土”(土话,安葬)。

我之所以痛苦不堪,就是因为对母亲尽的孝道太少。以前母亲几次和我一起生活时,家里穷,她没能享几天福。日子过好了,最后母亲在我家中只活了五十四天,说实在话,我还没有稀罕够呢!

母亲对我的亲情,那是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长长牵挂;是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深沉感叹;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是白居易“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的无边思念;是辛弃疾“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之乐…… 

母亲虽然只平平淡淡地活了八十五岁,但她那无怨无悔的良母品德,却是留给我们兄弟姐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限于篇幅,母亲的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急着“叶落归根”,仍旧留守北京;如果不是2008年回到银川后的那一场冰冻雨雪自然灾害造成她老人家孤寂染病;如果……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但愿在天堂里的母亲,多一点快乐,少一些忧愁,永世不再悔恨,永远伴随父亲安度天年冥岁,这样,做儿女的也就都释怀了。

感谢上苍赐给我们宽怀慈祥的父亲母亲!(原载中华文化出版社《百年丰碑:中华儿女风采录》一书 2021年元旦前修改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张耀堂 笔名,原野。男,1945 年出生。大专文化。2011-2020年在宁夏区老年大学文学历史系及综合系学习。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宁夏诗词学会、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诗联学会、区老年大学诗词学会及银川市黄河诗词学会会员。1983 年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上首次发表小说《婆媳俩的心头肉》。2011 年至今在网络及纸媒上先后发表诗词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2000 余首(篇)。作品曾获得过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新十景》诗词推荐优秀奖,区老干部局《全区离退休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征文比赛优秀奖,《宁夏老年大学建校30周年》诗词文学创作三等奖及优秀奖,以及2016年杭州市老年艺术节寿诗寿联征集活动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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