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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1-18 11:42:09


 

一、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
 
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
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集权制——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
 
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言简意赅,醍醐灌顶。
 
“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悄悄告诉你: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不晓得大家为啥只盯着文革骂?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
 
——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
——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
 
——太平天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洪秀全、大顺王朝的无产阶级李自成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坐稳头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
——前苏联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更是这么干的,残酷清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兄弟。
 
所以“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老酒装新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因此,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
 
——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
——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
 
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文革就算折腾了十年都没能死这么多人。
 
改革开放进步在哪里?莫言说:“倒不是因为恩赐给了老百姓多少钱,而是因为归还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改开确功莫大焉。但,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我们当然要警惕文革回潮,但更要警惕先秦时代的第二次复辟!这才是殃及全民、无一漏网的最大浩劫。
 
原题:《他最大的错误还不是文革  易中天  20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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